我抬、我团、我村、我纯、我毛--您喜爱球队的戏称由来（上）
看很多球迷朋友总是以”我抬”、”我团”、”我村”、“我纯”、”我毛”等作为豪门球队的花名（别名），在此我特意总结了一下常见的球队花名，供大家娱乐，也权当是为伪球迷做的一份科普指南吧。
一、“我抬”的由来
曼彻斯特联队是英超最久负盛名的球队之一，又称红魔，而“我抬（抬价联）”的戏称最早来自于曼联前CEO凯尼恩。他就职于切尔西之后，把曼联早就看中的目标全部撬走了，而可怜的曼联则只起到了一个抬高球员身价的作用，因此被球迷戏称为“我抬”。
球迷为“我抬”做的有趣广告
最近每个转会期，与曼联传绯闻的球星很多如贝尔、内马尔、格列兹曼、迪巴拉、J罗，但到最后不是高薪续约就是高价转投其他俱乐部。大家也都调侃曼联抬完一手就跑，深藏功与名，曼联“我抬”的名声日渐风生水起。
二、“我团”的由来
皇家马德里被球迷戏称为皇家马戏团，简称"我团"。 我团的戏称最初发生在皇马银河战舰初期，当时皇马队内七星连珠，罗纳尔多、齐达内、菲戈、劳尔、卡洛斯、贝克汉姆和欧文联手，将伯纳乌打造成了足坛好莱坞。时年在夏季转会期的皇马开始了第一次亚洲之行，除了友谊赛，皇马全队还参加了很多商业活动，因此很多媒体和球迷都戏称皇马为“皇家马戏团”。久而久之，皇家马戏团就成了敌对球迷嘲笑皇马的名称，国内皇马球迷也开始自嘲，自称“我团”、“我渣团”、“我小破团”。
银河战舰一期巨星云集，“我团”称号自此流传
三、“我村”的由来：
西甲另一支豪门巴萨罗那被球迷戏称为“我村”，该称号的来源主要是下图这张照片。
巴萨六人组照片----相传“我村”的来源
巴萨球员扑面而来的“乡村风”让人忍俊不禁，加上照片中球员身高偏矮，穿着打扮很像是乡村非主流。甚至有球迷还给出了照片中六人的“职业身份”：从左至右依次是乡镇企业家、酒吧驻唱、抖音主播、娱乐节目主持人、皮衣贩子、保险推销员，我村的戏称就此坐实。
四、“我纯”的由来
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简称国米。在2006年意甲电话门事件之后，尤文图斯因为贿赂裁判操纵比赛被罚降级没收2004-2005赛季的两个意甲联赛冠军并将入乙级联赛，AC米兰、佛罗伦萨、拉齐奥也同样受罚。国米球迷认为国米是意甲的一股清流，绝对纯洁，于是以“我纯”自称。
五、“我毛”的由来
AC米兰足球俱乐部是米兰城的另一支豪门球队。2011年夏天，意大利超级杯在北京鸟巢举行。赛后AC米兰贴吧吧友集会聚餐，每人交了100块左右（具体金额不得而知），但在吃饭时每张桌子上只有几瓶啤酒和一碟毛豆，让人大跌眼镜。后来有参与者在贴吧发帖说了这事，从此被球迷们戏称“我毛”，意为只有毛豆。
AC米兰球迷聚餐
未完待续，欢迎大家继续补充，一起分享有趣的球队戏称。
吴铁壁：没有提出“改革开放”是毛主席的错误吗？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逝世46周年】
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开我们整整46年了。尽管一段时间内不断有人抹黑毛主席，用历史虚无主义歪曲那段历史，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但乌云不可能永远遮住太阳的光辉。随着时光的流逝，人民越来越怀念毛主席，越来越想了解毛主席。要想了解毛主席，就要洗涤泼在毛主席身上的污泥浊水，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建国后的历史，本来是很清楚的，但近些年由于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总结历史经验的幌子，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歪曲、编造历史，把原本清楚的历史搅得异常混乱，诬蔑毛泽东时代推行极左路线、搞“闭关锁国”就是其中之一。
时代的变迁、任务的改变、领导的更替都可能带来路线政策的调整。从本质上讲，这是继承，是发展。以“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的话题来说，如果深入到历史中就会发现，对待开放的态度，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思想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是老一代革命家做了大量工作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
一则别有用心的谣言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驶上了快车道，人民生活也大大改善，其好处自不必说。那么为什么不早点提出改革开放呢？这是不少人心中的一个疑问。一些公知、历史虚无主义者说毛泽东执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极左路线，更有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立起来。如曾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某人就说：“我认为是两个人经历不一样，毛主席没有去过西方世界，一辈子就两次出国，1949年12月去苏联待了快三个月，第二次1957年11月去莫斯科待了一个星期，就这两次。而邓小平16岁去了法国，到21岁离开，这是一个人思维的旺盛期，记忆力很好，看东西观察也很多，所以邓小平提出来改革开放不是偶然的。见都没见过，怎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呢？”此话流传很广，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除两访苏联外，没去过其他国家这是事实，没有亲眼见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也是事实。但是没见过就一定不会产生“开放”的想法，走“闭关锁国”的道路吗？
先来看一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两件事。
1956年爆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危机。此时，毛主席正在广东省视察。他站在当时叫蛇口，也就是如今叫深圳的那个小渔村，对当时中南局的负责人陶铸说，现在资本主义正发生危机，可以不可以把香港闲置的资金吸引过来一些发展我们自己呀？让他到这里来投资嘛！你给中央打个报告。陶铸同志点点头。这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的开放动议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的这个极具前瞻性的设想，没能得到实施。
另一件事同样也是发生在1956年。
195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会见杜洛克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问杜洛克：“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毛主席进一步说明，“我们想要与法国进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洛克回答：“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毛主席的这两段话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讲的，比邓小平公开提出“改革开放”要早20多年。在这两次谈话中，毛主席虽然没有明确用“开放”这个词，但表述的内容毫无疑问都是围绕“开放”展开的。
从这些谈话中，毛主席不仅提出了“开放”的设想，而且还有具体的措施。比如引进外资，请外国人帮助我们建工厂、教中国工人技术等，不都是后来“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吗？
历史无情地打了吴某人之流公知精英的脸，戳穿了他们编造的毛泽东“见都没见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怎会产生开放想法”之类的谎言。
开放是毛泽东始终如一的治国理念
毛泽东开放治国理念的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
抗日战争已经见到胜利的曙光时，毛泽东已经预见到民主革命胜利取得政权后将面临经济建设的新任务、新局面，开始考虑战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对建国后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已有明确的基本构想。
毛泽东对前来采访的瑞士记者博斯哈德说，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谁想在中国做谁就不应忘记，只有在双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支撑国民党政权的军队主力基本被歼灭。解放军在长江北岸陈兵百万，准备对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最后一击。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的诞生只是时间问题。
1949年3月，在筹划建国大政方针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建国以后，中国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便是迅速结束中国基本没有现代工业的历史，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为此，毛泽东更是多次提出开放的方针和学习外国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先进方面的必要性。
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就向全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56年，毛主席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讲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主要讲要结合中国实际正确学习苏联经验，同时也提出了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他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才，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事实说明，毛泽东虽然没去过欧美等发达国家，但他的治国理念是坚定的、一贯的，是和“开放”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的老战友，长期担任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作为经济建设的“前线总指挥”，从实践中更为迫切地感到国内建设联系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他说得更直接、更明确：“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
原国务院副总理、曾为实施邓小平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谷牧说：前30年不开放是因为毛泽东的看法不符合历史。
造成封闭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毛泽东一直主张“开放”，但不可否认，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几乎中断了20多年，相对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处于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这或许就是公知精英们喋喋不休的所谓建国后前三十年“闭关锁国”吧！
新中国建立后，的确有过一段“封闭”的历史。怎样认识这段历史？首先要从事实出发，分清是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还是主观上的自我封闭。
这就必须分清两个概念，造成“封闭”的原因有可能是主观的，也有可能是外部的，而”闭关锁国”则是国家制订和施行的对外政策，完全是一种主观行为。
建国初期的“封闭”属于哪一种呢？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回答得很明确：“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 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是谁在“封锁我们”？又是怎样“封锁我们”的呢？这些问题应该问问吴某人。从吴某人的经历看，他最有资格、也最有条件回答这些问题。
说起毛泽东没有公开提出“改革开放”的原因，很多人都自然联想到毛泽东没有到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历。其他人因为不了解情况有这样疑问、做出这样推想还都可以理解，唯独吴某人这样说不应该也不可以。
为什么？因为吴某人曾任我国驻法国大使。如果说，作为一个驻在国的大使，他不知道在法国首都巴黎的美国大使馆内有“巴统”这样一个机构，不知道“巴统”是干什么的，有点说不过去吧！
“巴黎统筹会”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说的直白点就是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封锁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新兴国家的执行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成为独立的新兴国家。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
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亚非拉一个个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使得西方列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地宰割、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了。对此，他们甘心失败、甘心失去既得利益吗？“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当殖民主义行不通后，变换手法用经济封锁、制裁，企图把这些新兴国家扼杀在摇篮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就成立了一个叫“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 ）的组织。因其总部设在巴黎美国大使馆内，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巴统有17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
在“巴统”，只有三个部门。就是在这仅有的三个部门中，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针对中国的部门，叫“中国委员会”。在“巴统”里，对中国贸易禁单也是特别单列的，在所有被列入名单的国家中，对中国禁运物资的名单最长，比对东欧苏联禁用的物资还多500多项。
对于这段历史，对于“巴统”封锁制裁中国的的事实，作为驻巴黎的中国大使吴某人真的不了解、真的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这一历史事实？是居心叵测、别有用心，还是故意装傻充愣有什么别的目的？这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做梦都想把她扼杀在摇篮里。除了前面提到通过“巴统”对中国施行禁运制裁外，还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进行打压。
在军事上，他们先后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又称马尼拉条约）和中央条约组织（又称巴格条约）两个针对中国的组织。东南亚条约成员有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中央条约的成员国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英国和伊朗。美国则以“视察员”身份参加，而实际上对这两个组织起控制作用。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完成了东、南、西三面对中国的合围，即半月形包围圈。
本来，中国的北部还有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但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当年的“老大哥”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援华合同、撤离了全部专家，并在边界陈兵百万。这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也使中国更加“封闭”，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真是举步维艰啊！
很显然，面对包围和制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怎样怎样打破封锁，怎样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打压下求得生存和发展。
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新中国也从没有自我封闭，而是根据国际形势，巧妙地利用各种矛盾，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引进了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方针指引下，大踏步地向工业国迈进。
改革开放前的四次大规模引进
第一次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是1952-1959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亲自赴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后，由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与苏联具体商谈，从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工业建设项目。到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毁约时，建成或基本建成的有149个。
除苏联外，我国还从东欧各国引进技术68项。全部引进共用汇27亿美元。
这次引进机械工业所占项目最多，填补了我国机器制造业的空白，为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我国还积极开展与民族独立国家的贸易往来。1952年9月，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就是著名的一宗。此外，我国还努力同日本等国发展民间贸易。从1952到1955年，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议。这些“开放”的举措对于建设刚刚起步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久旱的甘露，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独立工业体系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是1963-1966年。
这次引进是在我国与苏联关系非常紧张，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此时，正逢二战后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一些西方国家对同中国开展贸易和技术合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抓住这一时机，我国开始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
从1963-1966年，中国先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80多项工程的合同，用汇2.8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56项，用汇2.6亿美元。此外，还从东欧引进设备，用汇2200万美元，合计3.02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2.8亿美元，占这一时期用汇总额的91%。
这次引进重点开始由重工业转向解决“吃、穿、用”的轻工业项目，有效地配合了当时“调整、巩固、整顿、提高”方针，使经济很快得到恢复。
第三次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是1972-1977年。
这次引进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背景，一是建国二十多年来，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有从国外引进有关先进技术设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重大转折，加上西方工业化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使中国处在卖方竞争的有利条件之下。
1972年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价值4亿美元的14套化纤、化肥成套设备的报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又向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的报告，获得批准。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同年9月，中央又批准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技术项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也是打破“文革”中对外引进停滞局面和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大步骤。
这一时期引进计划的总金额是51.4亿美元，加上由于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连本带息合计用汇52.22亿美元。但到1977年底，引进对外签约成交额共计39.6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用汇32.6亿美元。
这次技术设备引进的特点是：第一，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项目占首位。第二，引进规模是前几次中最大的。第三，所引进的技术装置，具有大机组、大系统、高速、高效、自动控制、热能综合利用程度高等特点。第四，布局较为合理。第五，本次引进出现了“单项技术引进”的新形式。第六，出现了一些半经济或非经济方式的技术引进措施。
第四次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是1978-1979年。
这次引进受到了当时经济工作中产生的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1978年我国与外商签订50多个引进技术设备的项目，协议金额78亿美元，加上1979年的协议金额共为79.9亿美元。比1950年至1977年我国引进技术设备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还多14.9亿美元。协议总金额中，冶金、化工项目占62%，其中上海宝钢等22个重点项目的协议金额为58亿美元，占总额的74%。
这四次大规模引进，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引进，有效弥补了我国技术基础的不足，促进了中国从传统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具有初步规模的工业国，并大大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不容抹煞的辉煌
由于敌对势力的封锁，毛主席虽然没有条件提出“改革开放”这个词，但始终坚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自强的基础上，努力创造外部条件，做出突破封锁的“改革开放”举措。因此，即使在被外部封锁造成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新中国依然飞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
刚建国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所面临的社会贫困落后是很难想象的：农业上完全是“靠天吃饭”，产量极低。江河水患频发，旱、涝、蝗灾害每年不断，各地农民讨荒要饭的相当普遍。工业更是少得可怜：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点轻工业外，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工业。国内使用的许多工业品都是外国制造。那时有许多物品都带“洋”字：“洋车”、“洋房”、“洋面”、“洋布”、“洋火”、“洋烟”、“洋油”、“洋糖”、“洋钉”、“洋鞋”、“洋袜”……。
当时，中国在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重型机器制造业、有机合成化学工业、高级合金钢、电子工业、家电工业方面几乎是空白，而发达国家这时早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中国1949年的工业水平只相当于1810年的美国 、1760年的英国、1820年的法国、1830年的德国、1880年的日本。
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时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起伏曲折、艰苦卓绝的一个时期。正是在那个时代，老一代创业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统计显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十几倍或数十倍的增长。仅以1950年至1980年的变化为例：
【注：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党中央曾明确提出“按既定方针办”；1978年12月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但各项经济政策的颁布及其贯彻实际上是在1979年、1980年之后才逐步开始的。因此，这里的资科引用到1980年当无大的出入。】
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
煤炭由4292万吨，增至6.2亿吨；
钢铁由97.8万吨，增至3802万吨；
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
到70年代末，我国的钢铁、石油、煤炭、粮食、棉花、棉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就进人世界先进行列。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六经济大国（不包括前苏联）。
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
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是574.8亿元，而到1980年就达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
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11.5％；农业总产值由383.6亿元增至1627.0亿元，增长3.2倍，年均增长4.9％。
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同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相比也不能算慢！
以GDP的核算方法和指标来推算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也是不低的。根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推算的结果，我国的GDP1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488.6亿元，26年间增长了4.12倍（①数据引用同上；②转引自《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不可高估》，新华每日电讯 2005-08-11），增长率是6.5％。尤其是这种增长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没有泡沫和“豆腐渣工程”的增长。
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的速度。若以社会总产值计算，1949年至1978年，由557亿元增到6846亿元，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达9％。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1951—1980年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与中图对照如下：
国别 工业（％） 农 业（％）
中国 12.5 4.0
美国 4.0 1.6
苏联 8.6 3.1
日本 11.5 1.7
西德 5.8 1.9
英国 2.3 2.3
法国 5.0 2.5
印度 5.9 2.6
从以上数据中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工业农业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最快的。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能解决贫困。这话不完全错。建国后虽然人民生活也在逐步改善，但总的说过的是比较清苦的日子。记得当时我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2.5斤，肉是每月半斤，油是每月2两。但这是毛泽东造成的吗？做为一个过来人，当时何尝不想住得宽敞点，吃的好点，假日开着私家车去旅游，但是可能吗？蒋介石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呀！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改变穷困面貌，过上富裕生活，要靠干，靠脚踏实地干。不干，国家无法富强，不仅我们这一代人富不起来，子子孙孙也难富起来。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受穷，新中国的创业者们勒紧裤腰带，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埋头苦干，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怎样看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
纵观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史，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自力更生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原始积累”，夯实共和国大厦的基础；二是改革开放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国际形势实现经济腾飞高速发展。
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从来也不是互相否定的，至于以哪个为主，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具体形势和条件所采取的不同政策。两者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是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没有建国初期的自力更生，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改革开放。道理很简单，没有前期自力更生奋斗打下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积累的经验教训，“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就无法定位。至于“开放”就更好理解了，如果不是有了建国初期自力更生建立发展起来的工业，贸然开放会是什么结果？中国的市场是不是又要回到“洋钉”“洋面”的时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还能发展起来冯？而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恰恰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放弃“自力更生为主”的基本方针，否则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是保不住的，走上“强起来”的道路更是天方夜谭。
建国初期面对着封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向世人诏告：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那么，“自力更生”则标志着中国人民精神上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带来的自卑感，以破除迷信的姿态站了起来。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使我们攻克了道道难关，掌握了越来越多拥有自主产权的先进技术，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先进产品，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使他们的阴谋破产，“巴统”不得不寿终正寝，于1994年宣告解散。
改革开放是要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一定的工业规模和基础。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做大做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没有这一条，我国的工业只能是列强的附庸，既是改革开放很难走出自已的路。第二个条件是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两个条件都是在自力更生的阶段完成的。
工业基础前面讲得比较多了，不再赘述。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却走过了一条艰难困苦的道路。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孤立中国，一直把新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这种孤立的状况直到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与美国关系的改善才得到根本改变。
其中与美国改善关系颇具戏剧性。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急于从旷日持久的越南脱身而有求中国，而中国面对苏联在边界陈兵百万的威协，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虽经多次试探，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最后突破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
1971年3月，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尾举行。比赛快结束时，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访华的要求。外交部得知此事后，立即进行紧急磋商。经过分析研判，相关人员认为在目前美国政府依然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的时刻，不宜邀请美国球队访华。他们将相关意见写成报告提交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到后，批示同意，并加了一条：把愿意来华访问的美国队员名字记下，以后可以同他们联系。
1971年4月6日，报告送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圈阅后将报告退还外交部。
深夜，毛主席服用了安眠药后昏昏沉沉趴在桌子上休息，突然，主席猛地惊醒，坐起来就让护士长赶快给外交部长打电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因为毛主席事前有话，吃安眠后说的话不算数。现在主席已经吃完安眠药，此时做出的决定到底是真是假？若是贸然打了这个电话很可能会造成重大失误。为了避免执行错误，护士长小心询问主席：“您已经吃过安眠药，这些话到底算不算数？”
毛主席急切告诉护士长：“算数，你放心去办，时间快要来不及了。”经过再三确认，主席确实在清醒状态下说出这些话，护士长才放心给外交部打电话。正是毛主席这一突然的决定，用小球推动了大球。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改变了世界外交格局。
1971年7月9日，美国安全事物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将访向中国的消息。这一消息立刻在世界引起了轰动，产生了连锁反应。日本、德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英国也将代办级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最直接的效果是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1971年10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送在京参加修改中美联合公报的基辛格返美。当时，中国已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但基辛格还蒙在鼓里。登机前，乔冠华有意问基辛格：“你看中国今年能否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基辛格说：“今年恐怕不行，你们重返联合国还须等待些日子。”乔冠华听后哈哈大笑。基辛格不知乔冠华为什么发笑。飞机起飞后，他看到一则电讯稿才知道，中国己经恢复了在职合国的合法席位。多年后，基辛格在日记中写道，对于中美破冰的影响，当时我还是低估了。
到毛主席去世时，中国已经和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的朋友真正做到了遍天下。没有这么多国家的认可，还能做到真正的开放吗？！可以说，毛主席是开放真正的奠基人。
我们用自力更生战胜了封锁，也靠自力更生与改革开放的结合，获得了高速发展。虽然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学到了先进技术、先进理念，引进了先进设备，但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学不到、买不来的。从这个意义上上讲，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还要靠自力更生，自立更生永远在路上！
（作者系原人民铁道报总编室首席编辑、“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