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到底是些什么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东林党在《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解释是：“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万历中，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不少朝臣遥相应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时人谓之东林党。”
然而，不少人对这个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解释过于浮泛。“时人”究竟是哪些人，是“东林党人”自己，还是反对“东林党”的那些人？
如果检索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的文集，根本找不到他们自称东林书院及其同人为“东林党”的文字。既然顾宪成等并不自称为“东林党”，那么，“东林党”必是政敌对东林书院的诬称。事实就是如此。
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掺乱。”
上图顾宪成
与这种院规相呼应的是，顾宪成严格规定不得过问政治，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依然保持这一传统。天启初，高攀龙出山赴京，书院事务由吴觐华主持，吴遵守顾高的既定方针，重申东林书院的院规：“自今谈经论道以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不以入此门”。
上图高攀龙塑像
由于万历年间，官僚队伍中你争我夺，竞争趋于白热化。当时人喜欢以官僚的籍贯来区别派系，如浙党、昆党、宣党、秦党、楚党、齐党之类。这里的党，并非政党。政党起源于近代，如17世纪英国的辉格党便是现代政党的雏形；中国政党的雏形是19世纪末的兴中会，此前并无政党。明史上的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
因为受李三才在政争中的牵连，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东林党”。始作俑者徐兆魁之流声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
徐兆魁之流动辄诋诬对立面为“党”的做法，令人不满，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上疏呼吁“保护善脉”：“魏徵曰：自古上书卒多激切，即似讪谤，惟评其可否。忠臣告君如此，上书天子不嫌讪谤。今一阁部书，便‘遥制国是’弹射不休矣。呜呼，范滂、李膺（东汉遭党锢之祸的清流名士）可对狱吏，司马诸贤（司马光等“元祐党人”）可榜朝堂。自古正不胜邪，寡不敌众，往往皆是，今何足怪！”
都是士商大伐，而且还都是江浙沪的为主，其他的如徽党，晋党，楚党等被东林打压清理只能和阉党合作在一起。对于皇帝而言阉党是忠诚的，东林一党独大会危机君权所以没有打压任其发展抗衡东林，这本事帝王全术的平衡。没想到傻乎乎得崇祯一来就要弄死阉党。在明末国库没钱让捐钱，那时候基本都是东林人，一毛不拔，最后李志成入京这帮渣渣抢着拿钱换平安没想到全部都洗劫一边，痛快。
东林党，是以较为正直的中下层官吏为主，因反对皇帝、太监和内阁的弊政逐渐走到一起形成的政治集团。
东林士人基本都是清官，基本都出身于中小官吏家庭，他们所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和贫民的利益。并不是现代一些人所说的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个个富得流油却抗拒商税想，导致明朝国库无钱，导致明朝灭亡。”相反，他们的对立面是大商人，他们才是代表大商人的利益。
明朝皇权极强，皇权所派生出的宗室，外戚，宦官等利用特权大肆兼并土地，与民争利。皇亲国戚不用交税，内阁大臣逃税，东林党人建议少给皇亲国戚赐地，要向富商豪绅收税，从而减轻百姓负担。
因此，东林党人应是晚明政治中难得的一股清流。却无奈国家大势已去。
